苏轼（1037年1月8日—1101年8月24日），字子瞻，又字和仲，号东坡居士，世称苏东坡、苏仙。北宋眉州眉山（今属四川省眉山市）人，祖籍河北栾城，北宋著名文学家、书法家、画家。苏轼初入仕途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，他一生“历典八州、行程万里”，被后世誉为官员楷模。

在全国文化先进县、陕西省历史文化名城凤翔县，苏轼的名气就如同这座先秦古都一样响亮。宋仁宗嘉佑六年（公元1061）年底，刚满26岁的苏轼初入仕途，以大理评事签书的京官身份到凤翔府任判官。此后三年间，他在凤翔府大刀阔斧改革“衙前之役”，推行“官榷与民”，正法令、免积欠，其勤政爱民的情怀深受百姓爱戴，被誉为“苏贤良”。

苏轼一生虽然仕途坎坷，但他始终怀有一颗心系黎民百姓和家国天下的赤诚之心。这一点从他初涉官场就表现的淋漓尽致。作为凤翔府的“秘书长”，苏轼掌管五曹（兵、吏、刑、水、工）文书。刚到凤翔，他就深入民间体察民情。当地百姓有苦难言的“衙前之役”令他深受触动。凤翔盛产木材，朝廷每年令百姓将木头编为木筏、装满货物自渭河顺黄河而下、经三门峡天险运往京城作为皇家建造之用，而后又将各种军粮沿河流逆行送到前线。因官府每年规定的押运时间恰逢黄河汛期，加之衙前役不一定是驾船熟手，所以翻船事故经常发生，大多数差户倾家荡产、家破人亡，而官府却墨守成规、毫不变通。于是，苏轼给宰相韩琦上书《上韩 魏公论场务书》曰：“见民之所最畏者，莫若衙前之役”，建议“访其利害，为修衙规，使自择水工，以时进止。”得到批准。之后官府准许衙吏们自选熟练水手、择时完成运输任务，灾害减少了一半以上，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。

“衙前之役”的改革成功不仅让苏轼赢得了当地百姓的爱戴，也让他更加坚定了从百姓需求出发、改革为民的信心。在凤翔府掌管理欠，为朝廷催粮催款催税时，他发现积欠百姓大多都有悲惨的遭遇，有的押送竹木不幸被洪水冲走了，有的保管的粮食布帛发霉了，按照规定这些损失都要由他们赔偿，但小民怎能赔得起。朝廷对这些百姓本来施恩予以赦免，可一些贪官污吏却罔顾法度，将朝廷的赦免法令改为金钱赦免，趁机敲诈勒索，没钱的继续坐牢。这件事令苏轼十分气愤，他在《上蔡省主论放欠书》中说：“今诏书具已许之，而三司之曹吏独不许，是犹可忍耶？ ”并要求“至今苟无隐欺者，一切除免”。苏轼遂行仁政，减免劳役，又查点各处牢狱，放了许多含冤的百姓，使那些欠债之人“皆得归，安其藜糗，养其老幼，日晏而起，吏不至门”。苏轼为国正法度、为民免积欠，百姓们都大呼苏轼为“苏贤良”“苏青天”。

从小接受儒家民本思想熏陶的苏轼一直信奉“民为重、君为轻、社稷次之”。在凤翔府任上，苏轼发现，朝廷为了保证税收，对酒、茶、盐、木、矾等主要经济商品实行官府专卖、统一配售，严禁民间私营，称为官榷。该项税收从宋初的约400万贯，到宋仁宗年间已增至2000万贯，致使民间经济疲软、商业收税降低。加之陕西一带的百姓经过元昊叛乱本已元气大伤，苛捐杂税、徭役负担又甚重，百姓生活十分困苦。面对此情此景，苏轼再次上书朝廷，指出官榷的危害“使民日益困穷而无告，朝廷数十年以来取之无术、用之无度，是以民日困、官日贫…… ”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，他主张官榷“尽以予民”，把茶、酒、盐等生活必需品由官卖变为民卖，限制官府的专利、垄断，使百姓收入日渐增加。后来的实践证明，这样做虽然使官府失去了一些利润和税收，但却极大地活跃了民间经济，随着坐贾和行商的发展，官府的交易税收不断增加，总收入不降反增，从而实现了朝廷创收和百姓福祉的双赢。

不仅如此，在凤翔府为官期间，苏轼还查决讼案、减决囚犯、赈济灾荒、倡导发展酒业，办了许多亲民爱民的好事实事，并留下了西湖的姊妹湖东湖以及《喜雨亭记》《凌虚台记》《凤鸣驿记》《思治论》等千古名篇。在今天的凤翔街头，仍随处可见苏轼当年在凤翔府任职期间官榷予民、公正司法、疏浚东湖、改善漕运、礼孔崇儒等典故版画和人物镌刻，形态迥异，风物相宜，精神照人，使观者驻足犹闻当年苏轼在凤翔满腔热血心系百姓的事迹。

由关注民间疾苦到胸怀家国天下，在凤翔府初仕的三年奠定了苏轼一生的为政思想。虽然他一生宦海沉浮、几经波折，终被变法所困，但他坚持从实际出发、实事求是的改革态度和一贯勤政爱民、改革为民的改革思想终其一生都未曾改变，深受后人景仰，成为后世为官者学习的榜样。（宝鸡市纪委监委）